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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经济学当中有一个很流行的理论，叫人口红利理论，该理论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之所以便宜，主要是因为人口红利。什么叫人口红利呢？就是我们人口的年龄结构中，能够工作的年轻人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很高。这个理论是以要素禀赋为前提的比较优势论的翻版，是非常片面的。
全世界有人口红利的国家有很多，单纯有人口红利并不能决定这些国家经济实现发展。这个理论忽略了，真正导致我们工资成本低廉的，不是人口红利，而是半无产阶级化这种制度现象所带来的制度红利。对中国经济而言，长期依赖于半无产阶级化制度红利，是欠发达或依附的表现，要真正的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显然要尽早结束此阶段。农民工最终应该在制度上被消灭，和发达国家经历的历史过程一样，完成向无产阶级化的过渡。[3]
多年来学界和媒体经常谈论一个概念，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流行的命题是，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达到中等收入就会面临陷阱呢？在理论上，这两者并间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我们更愿意把中等收入陷阱置换为“半无产阶级化陷阱”这样的概念。
2001年之后，伴随中国加入WTO，农民工慢慢的变多地离开本省，来到东部沿海城市打工。这些农民工有许多在三资企业就业，其中富士康最为典型。就单个企业来讲，富士康可能是全世界用工数量最大的企业。富士康在中国大陆雇佣的人数大概有100万，当中大概80%是农民工，所以这是非常有典型性的个案。这些三资企业大多从事制造环节的业务，在全球价值链中，其竞争优势之一即在于低廉的工资成本。
除了上面讲到的造成工资成本低廉的原因外，这里还要提到以农民工为前提的所谓宿舍劳动体制，这是一种将劳动力再生产的特殊性与劳动过程理论相结合的生产体制理论。社会学家潘毅等人研究过这种宿舍劳动体制。这种生产体制的特点是，可以每时每刻动员足够多的工人，为来自全球的订单而生产。这给公司能够带来了速度经济，从而有助于逐步降低生产成本。
这是以农民工制度为前提的竞争优势，但陷入其中，则说明我们难以过渡到一个充分依赖内需的真正工业化的经济。农民工仅仅被看作生产者，而消费的人在海外。全球资本出于“劳动套利”的需要，来到中国投资设厂，以实现哈维所谓的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工，作为一种制度形式，有可能是在这种积累体制下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
换言之，一开始农民工还只是上述积累体制的外生的制度前提，但在进一步演化过程中，就有几率会成为这种积累体制内生的东西而长期持续下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半无产阶级化陷阱。它将从根本上阻碍中国实现向中高等收入国家迈进的目标。
那么怎么样才可以结束这种半无产阶级化现象呢？结束半无产阶级化现象，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农民工要完全进城，成为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跟城镇职工一样。显而易见的是，要实现这一点，农民工的工资就必须有显著的增长，以达到和城镇职工近似的水平，否则他在城市里没法进行劳动力再生产。
怎样才能让这两亿八千万人的工资有这么大的提升？从长久来看，唯一重要的经济条件就是中国经济在几乎所有产业实现普遍升级，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因为这样才可以有足够的增加值，给这些人付工资。所以这事实上也代表着，中国制造2025或类似计划何以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美国人变得有点害怕我们，因为中国不是小国，体量太大，仅农民工就有两亿八千万。全世界哪个大陆有这么多生产者？我们不像一些小国，靠生产巧克力或者生产手表，就可能把人养活了。一个韩国三星基本上可以把半个国家养活，我们做不到。所以中国必须在汽车、飞机等几乎所有产业都达到或者接近世界一流水平，我们才可以渡过半无产阶级化陷阱，老百姓才有可能过上比小康更好的生活。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农民工制度有着较为深入和透彻的分析，但从人口红利说的流行能够正常的看到，这些分析，并没有在经济学界产生足够的影响，相反，中国主流经济学界还在谈论概念上极为片面的人口红利和中等收入陷阱，而基本忽略了背后的制度因素即农民工制度的作用，及其所面临的“陷阱”——如果存在的话——在制度经济学上的真实含义。
我们可以给上述分析作一个简单的小结。农民工制度是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体制中最重要的制度形式之一。与这一制度的形成直接相关的是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作为半无产阶级化的劳动者，农民工在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体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农民工的大量供给带来了低廉的劳动成本，为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奠定了基础。不过，这种廉价成本和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地位有关，而不是和所谓人口红利有关。世界上有人口红利的国家很多，但不一定可以转化为劳动成本的优势。如果劳动密集型部门构成了中国外向型经济部门的比较优势的话，这种优势其实大多数来源于制度因素，而不是天然的要素禀赋。
第二，农民工是一种劳动力的蓄水池，适应于灵活的外向型积累体制的需要。当经济较快速地增长时，这个蓄水池可以及时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当经济面临危机时，农民工可以返乡，减轻城市失业的压力，从而成为资本积累矛盾的减压阀。2008年9月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从当年10月到隔年4月，失业农民工人数多达4900万，其中2400万在半年内又找到了工作，剩下的2500万长期失业者，有多达67%的人返回了家乡，从而非常大程度上减轻了城市的压力。
第三，农民工制度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结构性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导致中国工业化的程度高于城市化的程度。与其他几个国家相比，这一结构性特点压低了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
在过去三十年，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而言，农民工制度带来的廉价而充沛的劳动力供给，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但在今后的发展中，农民工制度也可能阻碍经济的转型和内需的扩大，使中国经济陷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从而形成经济发展的“半无产阶级化陷阱”。半无产阶级化陷阱并不仅仅对应于中等收入水平，在低收入水平上，也可能形成这种陷阱。
原标题：孟捷：农民工、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社会主义-政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学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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